30年的經濟高增長，我們也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和代價。西方工業化走過的道路告訴我們：工業化的過程，既是高能耗的過程，也是高污染的過程，而且它還要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撐。30年間，占GDP比重高達50%的工業始終是推動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最大動力。工業化的快速擴張，一方面驅動GDP總量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導致以鋼鐵、有色金屬、煤炭、石油石化、化工、電力、建材、造紙、水泥、建筑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行業過度擴張。

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我們就在鋼鐵產量上實現了“超英趕美”，如今我們的粗鋼產量相當于美國和日本的3倍多；中國水泥產量已占全世界產量的1/2；原煤產量超過世界產量的1/3，發電量也占到世界總量的1/5。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國，僅次于美國，2007年，中國每天消耗原油785萬桶，其中，一半以上要靠進口滿足需求。近年來，原油價格數倍暴漲以及鐵礦石價格連年翻番，應該說，這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工業化不無關系。

以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6大行業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它們的工業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國的比重接近70%！據統計，在全世界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16個，中國70%的河流與湖泊受到污染，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凈的飲用水。

2008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在工業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城市化是檢驗工業化戰果的重要指示儀。成功的工業化，一方面會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同時，帶動農村人口逐漸向城市聚集，這個過程正是所謂的城市化過程；另一方面，成功的城市化，必然能形成大大小小的衛星城市或城市網絡，并以城市經濟輻射農村、帶動農村，從而實行城鄉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

然而，應該看到，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工業的確強大了，但農業卻仍很脆弱；城市越變越大，但農村卻依然落后；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有了較大飛躍，但中西部地區差距卻更大了。也就是說，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東部與中西部原本存在的“三大差別”并未縮小，而是進一步強化了。由此可見，工業化未能解放農業；城市化未能拉動農村；東部未能帶動中西部。

原因何在？工業化以礦山開采為源頭，以城市制造為重心，從礦山到城市的單一產業鏈未能通達農村。因此，現代化的先進工業與傳統的落后農業，各自為陣，在中國城鄉割裂開來，形成了具有鮮明反差的、典型的“二元結構”。由于東部沿海地區的外資與外貿優勢，中國出口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更青睞于沿海發達地區，于是，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只會越大而不是縮小。

此外，在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廉價勞動力更是外商眼中最有吸引力的。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中國廣大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不但廉價而且沒有地位。體面勞動是一項基本人權，它是國際勞工組織一直追求的目標。在中國，無論是外資企業，抑或是內資企業，它們都企圖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來換取暴利，除國有企業外，許多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雇員被剝奪了社保權利，還有許多農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或是被隨意克扣工資，隨意被開除。

這便是國民為什么不能共享GDP高增長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8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間窗口，湊巧的是，多災多難的2008年，卻給我們以震憾般的警示：高能耗、高污染、廉價勞動力時代是否已走到盡頭？我們還能心安理得地透支我們子孫后代的環境和資源嗎？面對目前的經濟發展困惑，我們必須反思，以期承前啟后：總結已走過的30年，重新布局下一個30年。

以“高能耗、高污染”制造業的高速擴張帶來的GDP高增長，一方面帶來了工業產品供給的極度豐富與繁榮，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江河湖水的大面積污染，生態環境惡化，自然資源枯竭。與此同時，城市工業的大發展，并未有效帶動農村經濟同步發展，相反，城市工業越做越大，城市樓房越蓋越高，而農村經濟發展卻嚴重滯后，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被進一步放大，東中西部差距也進一步擴大。　（1）高能耗警示：世界性通貨膨脹下的高油價與連年翻番的鐵礦石價格，已使高能耗為特征的、粗放式、數量型經濟增長嚴重受損，為此，高能耗增長模式遭社會質疑。

（2）高污染警示：國際社會要求“節能減排”以及“綠色奧運”的強烈呼聲警告我們：高污染的經濟擴張道路已走到盡頭，節能、降耗、減排、環保，將成為我們無法逃避的社會責任和經濟成本。

（3）廉價勞動力警示：“珠三角”現象——原本依賴廉價勞動力度日為生的大批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突然出現大面積虧損、倒閉現象。據統計，2008年上半年，全國約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面臨重整。事實上，2007年下半年，人民幣升值加速，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使得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型中小企業大受打擊，且無力承受上升的成本，因此，在全國許多地方出現了類似于珠三角地區大批中小民營企業倒閉破產的現象。珠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地，30年來，它們一直依賴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來此辦廠，大量外資企業將已淘汰的或是有污染的生產線遷入珠三角地區，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進行加工貿易，它們也拉動了廣東省經濟的強力快速增長。然而，30年后的今天，這一珠三角增長模式已經走入盡頭。為此，我們必須反思：下一個30年該如何變革？

（4）外資過剩的警示：20世紀80年代，中國外資極其短缺，我們全方位動用“超國民待遇”政策引進外資，凡外資必引，且是多多亦善。大量外資企業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進入中國的。幾乎沒有任何篩選標準的“外資準入”，很快便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外商和外企，中國儼然成為了“世界的加工廠”。然而，20世紀90年代后期，大量外資蜂涌而入，年度外資（外商直接投資）引進額從300億、400億到500億、600億，2007年度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額更是突破了700億美元！再加上多年來的巨大貿易順差，中國外匯儲備連年高速增長，許多國際游資仍在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只進不出的外匯資金在中國出現“過剩”格局，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產業政策，重新布局區域政策。

（5）出口型經濟增長的警示：30年改革開放，GDP高速增長，應該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已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然而，GDP的高增長主要是靠出口貿易的不斷擴大來拉動的，廉價的勞動力并沒有讓勞動者共享GDP快速增長的成果，這顯然與中國在國際貿易分工中所處的劣勢地位有關。作為世界加工廠，中國只是外商和外資的一個加工車間，它們利用了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政策優惠的地皮，還有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環境污染，因此，在這樣一種國際產業鏈的利潤分配中，中國只拿到了極少的“低附加值”，但卻換取了GDP的數量擴張、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商品進出口結構中得到反映：2006年，中國出口創匯最多的商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產品，而且大多都是沒有漲價空間的便宜商品，它們依次是服裝、鞋帽、塑料制品、低端鋼材、家具、電視機等；相反，中國進口用匯最多的商品則主要是資源型或高科技含量的產品，而且大多都是價格一直漲個不停的商品，它們分別是原油、鐵礦石、高端鋼材、成品油、飛機、高級轎車、大豆等。此外，機電產品的進出口也是一個很大的雜項，但其中卻含有較多的“三來一補”或“加工貿易”的成份。

另外，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工業化的高速推進，卻并未有效推動農村城市化的同步發展，這直接導致我們的第三產業（服務業）發展滯后，因此，服務業無法成為中國勞動力的就業“蓄水池”，服務業吸納勞動力的比重較低。